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主张和认识是错误的、有害的。
⑧不过，探讨党内法规建设中法典化问题的专题论文，目前仅有前引孟涛发表的这一篇。 (26)刘红凛：《百年党内法规建设：发展图景与基本启示》，载《人民论坛》2021年第12期(下)。
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之后，中办、中组部制发了关于公务员范围、录用、调任、登记、培训、平时考核、职务职级与级别等一系列规定、办法，对这些法规可进行编纂。提出回应型法治类型的西方学者也坦陈，通往回应型的道路必定是充满危险的，这些危险在于为了追求合目的性而挑战具体规则的权威、扩大裁量权的范围。国家立法如是，政党立规亦如是。又如，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密切联系群众，精简文件、会议，规范公务接待、用车、用房，规范节庆、评比达标表彰、示范创建活动等法规制度可以集成化。1997年党中央印发《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之后，中央纪委负责人指出，在此前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制定过全面的党纪处分规定，而只有一些单项的规定，这些规定比较零散，不够系统。
编纂难度较小的，制定、修订有关单行法规和体系整合可以同步进行。例如，2012年俄罗斯出台的新《教育法》，整合了100多部法律法规规章，初步完成教育法的体系化，到2021年该法已修改20多次。 其一，主动推进民事争议一揽子解决。
"依靠人民"的法理意蕴在于捍卫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民在法治实践中的参与性。"一揽子解决民事争议正需要检察机关保持较强能动性，检察机关在查明行政争议背后的行政法律关系时，兼顾查明民事争议背后的民事法律关系，通过民事争议解决方式促成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毋庸置疑，检察机关需要依法履职，这是我国《宪法》第 13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应有之义。有学者就将其概括为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观，认为正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效能与正确的追求，因此我国国家权力的配置需要从功能适当性角度进行考量，提出以功能适当性补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即国家权力的配置要综合考量组织、结构、程序、人员等因素，将具体的国家任务及其权限分配给功能最适当的机关，进而保证国家权力的节制与适度。
此外，"为了人民"还意味着将人民视为目的，对人的价值性的倡导，指向了"人本身的尊贵和重要，要求本着人的价值和需求来决策和行事"。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西藏自治区司法厅联合出台《关于贯通行政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监督合力促进依法行政的意见（试行）》就规定：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联合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活动……司法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执法监督时，可以邀请同级检察机关参与。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弱者的实质诉求无法得到司法的有效回应，可能通过反复诉讼、其他渠道表达诉求，进而演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亦危及司法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亦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进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力"。但是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合作为例，二者目前所建立的合作关系往往嵌入于特定领域，尚未形成起全面、稳定、常态的合作关系。因此，法治是检察工作的底线，也是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底线。
当然，除了检察建议的方式，检察机关在实践中还会采取协商、协调等方式，推进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或推动行政机关履行相关职责以化解行政争议。 （二）检察机关的弱能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但是，随着公私合作模式在行政领域广泛应用，传统民行二元界分的办案方式已经难以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目标。检察听证引导公众、专家参与到司法程序之中，他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在法律判断之外，引入社会判断、技术判断，为争议的化解注入更多可能性，并成为司法领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标志。
有研究者即指出：不少地方的检察院直接将‘案-件比等指标情况纳入检察绩效考评的范畴，不仅实现了指标结果与检察官绩效、晋升机会的紧密衔接，部分地区甚至建立了约谈机制，对于排名靠后的检察院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因此，唯有重新找回司法之中的真实人民，发现、尊重、包容、回应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才能将其重新带回司法程序的网络中，在分化的社会中让人民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重建司法的公信力与权威。
在我国，与司法密切相关的党和国家政策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这是以解决纠纷见长的司法机关所不可回避的任务。在司法程序中注入民主价值，建构多元利益诉求的表达平台，能够实现司法对多元利益诉求的有效整合，进而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
而检察机关主动发现源头问题并制发检察建议自然也是能动履职理念驱动的结果，但由于此中检察机关并非行政争议化解的主导者，检察建议本身亦不具有强制力，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提醒"，因此检察机关的能动履职呈现"弱能动性"形态。其三，警惕数据安全风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检察机关 。只有将所有必要的程序做好、不出错，才能避免非必要的程序产生，其内核在于提高效率与质量，即检察机关的能动性。因此，检察机关所适宜承担的任务必然与其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制定位相关。
依法履职凝聚着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规则之治理想，但仅有依法履职也是不够的。正如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检察机关必须在依法履职中注入能动履职，以突破纯粹依法履职可能陷入的困境。但问题是，中国社会原本统一的人民形象随着社会分化而发生改变。
例如，信息公开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动履职过程透明化，有助于对接监督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立法具有民主正当性，立法上针对不同机关的权力分工以及机关内部的组织、结构、程序、人员的规定实质就是功能适当性考量的结果，因此依托立法可为功能适当性提供一定的客观标准。 以人民为中心检察理念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两重理念。但是，行政机关内部部门林立、存在根深蒂固的部门利益，科层体系内部由于缺乏有效合作而产生的孤岛效应可能会影响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有效合作。对于行政争议背后的民事争议，过去检察机关通常不会一并处理。
履职说理程序为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创新提供正当性基础。同时，能动履职作为高度抽象的概念，其内涵会随着具体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当然，这里强调的是"回应"而非"满足"，"满足"的应当是合法、合理的诉求，对于法治框架内无法满足的诉求，则要通过多元、灵活的方式予以回应，如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方式。在能动履职的内部，又需要对能动履职的强度作出"强能动性"与"弱能动性"的区分，以缓解"能动性"与"谦抑性"的内部张力。
张演锋，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在本案中，检察机关就是通过积极协调的方式，促成区人社局就相关争议重新核准、引导当事双方协调解决问题。
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时，发现申请人的真实诉求合理合法的，可以积极作为，帮助申请人协调解决现实困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这为"检府联动"提供了制度支撑。在检察建议开始逐渐受到行政机关重视的背景下，《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4条将必要审慎作为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基本原则，避免检察建议的无序扩张对行政机关产生负面影响。
在多线程改革并进的当下，许多概念正被重新定义，不少制度正被不断重构，众多关系正被进一步理顺，检察机关如何在复杂的国家治理体系中顺应时势、找准自身定位，进而推进国家善治，需要更多的理性反思。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例如，"某材料公司诉重庆市某区安监局、市安监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中，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执法不规范的问题制发建议，建议行政机关规范行政执法办案程序，提高行政执法办案效率。因此，检察机关不仅就相关问题召开听证会，促成房地产公司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在关于司法能动性的研究中，研究者指出能动司法包含积极司法主动司法有效司法等多重形态，这仍是用抽象概念来解释抽象概念。在高度多元的社会中，社会矛盾与冲突更加频繁、激烈，国家的多元利益诉求整合任务空前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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